保祿認為，當罪試圖控制法律的時候，法律就像一個誘惑者；這種心理描述充滿魅力。法律對嚴禁的事和價值都加以阻止、命名、提醒眾人關注，並像擺放獎牌一樣展示出來。種種規條養肥了罪惡，顯出其本質，並使它成為「罪的極端邪惡」（13）。
保祿沉思「自我」在罪惡之下的狀態，說出了幾乎絕望的話：我已賣給罪為奴（14）。兩股衝突的力量交匯在人身上，要消除他的一切倫理道德和行善能力：「我想做的善事我不做，不想做的惡事反而做了」（19）。這種感覺不斷增強，直至意識到敵人就在他裏面：「住在我內的罪」（20）；「使我成為我肢體內罪惡法律的俘虜」（23）。然而，面對失敗的絕境，「我真是一個不幸的人！」（24）卻有勝利歡呼的回答，解救就在眼前：「感謝天主！就是藉着耶穌基督我們的主」（25），好像在懸崖邊展翅飛翔一樣。
保祿藉着「義怒的福音」（1:18），使這段戲劇化的旅程結束了。這義怒的福音引導我們從他當時的異教與猶太世界來到亞當的原罪，為了進入由罪惡控制的人的法律之中，甚至進入人自己與罪同居的狀態中。
保祿已找到了使全人類陷於罪惡的根源，而這罪根糾纏着世上的男男女女，不論屬於任何宗教、種族和文化的人都無一倖免。
然而，天主「義怒的福音」只是這奧秘的一方面，並指向「普世救恩的福音」，這福音是藉着耶穌基督，並為祂而啟示出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