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后阶段的民长制，在以色列人民的生活中也开始颓废与消亡。其颓废根源，以及社会宗教理念的名存实亡是：撒慕尔任命他的儿子们为民长，但他们的行事风格很不理想——只贪求利益、收受贿赂、歪曲正义（1-3）。本书给予我们两种不同版本的君主政体建制：一个消极，一个积极。撒慕尔反对人民的请求。以色列以上主为唯一的君王，须将其政治和军事方面的生活交托给祂；先知则要作为中介，使人在每件事上认出天主是历史导航者的旨意。此外，君主政体因其种种强制性要求将会转而危及该民族。撒慕尔向百姓宣告拥有一位君王的意义，那便是奴役多于自由。我们记得作者每欲发言时，经常通过某位主角的口，因为人民中间的调解人不能取代上主的君权。在面对列强的专横时，君王是百姓的保卫者。他是正义的确保者，又是战争中的护卫者。这证明另一种态度的合理性，它在后来的各种事件中得以证实。本书讲述了撒慕尔的傅油、百姓对他的拥戴，以及他作为先知而开始其拯救性使命。为解释本书中两种对立观念的出现，有些人谈到了时间的演替。在撒罗满时期所撰写的、对达味有利的积极版本，延续了民长制末期“前君主政体”的观念。随着数位先知与数位君王矛盾的升级，表现于《撒慕尔纪》中的敌视或批判态度的消极版本，也逐渐得以巩固。
因此，我们在第8 章所见的，就是以戏剧性的对话形式表现的“反君主政体”版本。对百姓而言，君王代表稳定治理与军事防卫；对撒慕尔来说，有君王则意味着各种赋税和劳役。戏剧所含实质，是双方都正确。真正的自由和安全在于承认并事奉那位只拯救而不奴役的上主。而君王，只有在他成为上主和团体的仆人时，才可能对其保护而非奴役（参阅申17:14-20）。若瑟的故事可给予启迪：“你救了我们的命……我们愿作法老的奴隶”（创47:25）。